飞 翔
中西女中1949届 罗 炯(罗明凤)
在解放前的上海中西女中，多少个达官贵人、豪门富家的千金在这里无忧无虑地读书。然而，在1949年5月底，校园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绿茵茵的草地上，缀着红绸的腰鼓棒，上下翻飞;咚咚的鼓声，惊飞了树枝上的小鸟；“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嘹亮清脆的女声合唱，代替了往日祈祷的赞美诗。到处是鲜红的标语，沸腾的集会。中西女中，这所贵族化的教会学校，终于被上海人民欢庆解放的洪流冲开了。禁锢在象牙塔中的数百个女孩子，在汹涌的革命浪潮中奔向各自选择的道路。
那年，我是校学生会主席，是解放前夕全校第一批宣誓加入共产党的三名党员之一。
上海解放后的6月，正面临着高中毕业。组织上问我：“毕业后是上大学还是参加革命工作?”
“参加革命工作。”我毫不犹豫地回答。
“现在要动员一批知识青年到福建、四川的新解放区去工作，你愿意，就担起这项任务吧!”组织上严肃地告诉我。
多么诱惑人的任务啊！四川，我的故乡。回到故乡去，对我无疑有很大的诱惑力，然而仅仅故乡吸引我投向西南吗?不、不，我早就渴望脱离我那豪华沉闷的资产阶级家庭了，我多么盼望自己能象小鸟一样，在阳光下自由飞翔啊！
学生时代，我的课余爱好是读中外文学名著．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描述的一幅幅沙皇统治下俄国人民的悲惨画面，震撼着我的心灵，在我面前浮现出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而官僚贵族的荒淫，无耻、虚伪、空虚，不就是中国统治阶级的写照吗?辛克莱的一本《屠场》，描写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血淋淋场面，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家的舒适生活分明是劳动人民血汗凝成的，看着那柔软的沙发，精致的古玩、乌红的家具、洁白的窗帘，似乎都浮现出斑斑的血迹。我曾把这感受写成作文《血》。当我读了反映苏联革命的作品后，十分向往，期待着中国也能掀起一场彻底摧毁旧制度的革命风暴．为了背叛我出身的阶级，投身到劳动人民中去，我曾幻想去做女工，化装成乡下逃难出来的小姑娘到贫民区去访问，应征到某家去当女佣人，使自己成为千百万劳动者的一员。1949年春，当校学生会改选时，与地下党有联系的瞿明明同学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发动同学把我推到学生会的岗位上，让我在实践中磨练。在她的帮助下，我逐步接受了党的教育。学生运动的实践，使我逐步懂得了冯定同志在《平凡的真理》一书中所讲的道理，我决心投身革命洪流，去摧毁旧世界．建设新中国。
当时组织上决定要我带领一批同学参加西南服务团，我怎能不兴奋、激动呢?我的愿望可以实现了。我将成为革命洪流中的一滴水，去涤荡污垢，去滋润西南大地。
党小组开会研究后，我们分头去发动积极分子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很快就有七八个同学报了名。大家聚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讨论行动方案。我们讨论家里如果知道，肯定不会让我们走，还是先保密吧! 那么，批准后，报纸上登出名字来怎么办？有人提出改名，于是大家都改个名字．我琢磨了很久，决定改名罗炯，炯是明亮发光的意思，我将在新的天地中眼明心亮，发光发热。
报上公布了名单，报到的日期已近，要离开家了。我想还是光明正大地走好，就向父母谈了我的决定。母亲听说行军到四川，顿时泪流满面。我是家中的小女儿，一向是母亲最钟爱的，她怎舍得让我去吃苦呢! 母亲说：“儿哪，你不想读大学，要搞革命，我也不阻挡你，就在上海搞革命么！何必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呢？现在西南还没有解放．一路上吃苦不说，天上有国民党的飞机轰炸，地下有残兵土匪杀人，你是个才18岁的女娃，我不放你走啊!”我笑着给母亲解释，母亲听不进去，气得躺在床上哭．我只得去说服父亲。父亲虽是个商人，但爱好考古，是著名的古币收藏家，熟悉中国历史，有较强的民族意识．他痛恨国民党的腐败，对党的政策有一些了解，所以解放前夕许多人劝他逃到香港、美国去，他却决心留下等待解放．父亲听了我的话，抽着烟沉思了一阵，最后劝母亲说；‘她已经18岁，是个大人了，让她走自己的路吧! 吃点苦，不要紧，我自己12岁就从重庆到上海来读中学，还不是一个人闯出来的。四川是我们家乡，她回四川去工作，我看也好．”父亲同意了，母亲虽然不愿意，也无法阻拦，只好含泪给我收拾行装，我算是闯过了家庭这一关。
可是，我的一些同学却很不顺利．给家里阻拦住了，有的甚至被锁了起来，被强制送到乡下去了。所以，当我去大夏大学报到时，全校去报到的只有我和王刃(王明番)两人了。
报到后，我去静安区委转党的关系。区委的同志问我们学校去了多少人，我说就我们两人。那位同志说：“原来是打算以你为核心，带领一批人去的，现在只带了一个人，那就不必去了，中央团校要培养一批建团骨干，要求上海输送青年党员，你就去北京吧!”他要我去向西南服务团说明情况后，就到区委办理去北京的手续。我把这消息带回家中，母亲笑容满面，高兴地说:“到北京就好，一路上少担风险，我也放心了。”我心中却很矛盾：去北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所在地，当然不错；行军打仗，跋山涉水，更有意义，吃苦算得了什么，我就想吃些我从未吃过的苦头呢! 何况还有王刃。我不去，她会不会觉得只有她一个。也不想去了，那么中西女中不就一个人都没有去吗?当初十来人报名，结果一个都不去，多不好。我向西南服务团同志汇报了区委的意见，他们说：“那不行，我们很缺骨干，很需要人，我们会给区委联系的。”当我第二次去转组织关系时，区委再没有说什么，我的心也就放下了。
8月1日，我们从上海到南京，住在原国民党财政部内。我们虽然睡在桌上，比家里的钢丝床硬得多，却睡得香甜。我们小队里十来位同志都象亲人一样。我是小队长，成了当然的“大姐”。我们一起听报告、读书、探讨革命真理，有时争得面红耳赤；训练虽然紧张，我们却忙里偷闲去玄武湖划船、中山陵拍照。革命大家庭的生活，真是幸福愉快啊！
我一点也不想家，可母亲想我。听说我们快出发了，她立即在我大姐的陪同下赶到南京来看我。这时，王刃的父亲也来了，除了让我们上街吃美味外，最怕我们的身体在行军中吃不消。王刃的父亲把女儿领到一位私人医生那里拍x光，发现肺上有斑点，她父亲就要她退团回家。王刃十分苦恼地对我说“我真不知道怎么办，心想跟大家一起去，又怕真有病。我常常咳嗽，万一路上严重起来怎么办呢?”后来经部队医生复查，王刃确有肺病，组织上便决定让她留守南京，等西南解放后坐船去四川。我们出发不久，得知她果然大吐血，回家休养了。母亲见王刃有肺病，更是担心，也拉我到私人医生处检查。医生看了半天，说肺里有可疑的地方。但我心里很清楚，我的体质比王刃好得多，我淡淡地对母亲说：‘我不会有什么肺病的，你放心好了。”母亲见我这样坚决，只好忧心忡忡地回上海去了。
就在出发前几天，家中突然发来急电，说父亲中风，昏迷不醒，要我回家一次。这时，我心中翻腾起来，我参加西南服务团的愿望是父亲答应了我才实现的。现在，父亲病危，我怎能不再见他一面呢! 但转念一想，为什么临出发前来电报，会不会是母亲设下圈套，想把我诱回家中关起来呢?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指导员知道后对我说：“现在不少同志接到家中电报信件，都说家中有人病倒。这种事很难说是真是假。部队马上要出发，时间上已不许可回家探望了，你还是给家里写信说明吧!”我想，是呀！赶回去一次，就跟不上队伍出发了，再说还不知是真是假呢! 我赶忙给家里写信，说明不能回家的情由。后来，才得知父亲确实中风，昏迷了三天三夜，经抢救才脱险．母亲因我没回去，一直骂我狠心哩！
10月1日，我们终于背上背包出发了，王刃含着泪和我们告别．蒙蒙细雨中，我们的队伍行进在南京市区，当我们从广播里听到开国大典的群众欢呼声、口号声和毛主席讲话声，我们也情不自禁地呼起口号来。当晚，在浦口站台上露宿．秋风瑟瑟，江水滔滔，我思绪万千：长江啊！我生在你上游，长在你的下游，是喝你的乳汁长大成人的。现在，我又要沿江而上，到生我养我的地方去，但我已经不是资产阶级小姐，而是革命战士了。中西女中只有我一个人踏上了南下征途．但我一点也不感到孤独．因为有数千名上海青年和我一起，去接受革命的洗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