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教育家薛正校长的世纪历程
中西1947届 周瑞珍
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终身名誉校长薛正是我国著名的女子教育家。她84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995年94岁时因病溘然逝世。目前她的铜像矗立在学校大礼堂的前厅内。铜像揭幕时，当年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至立来信祝贺：薛正同志几十年来呕心沥血，为培养祖国建设所需要的人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她的风范、她的品格，永远为后人所仰慕和尊敬。
上海市第三女中的前身是中西女中和圣玛利亚女中。中西女中原名中西女塾，曾是蜚声中外的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的母校。薛正1926年毕业于圣玛利亚女中，1932年到中西女中任教导主任，1936年起任校长，从教半个世纪之多，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女子教育事业。
献身教育 矢志不渝
薛正1901年3月诞生于江苏省无锡市玉祁乡礼社镇。正值清末，开明的父母让薛正六岁就上了私塾。由于那时女孩是不能读书的，她只好女扮男装去上学。这在她幼小的心灵里为日后从事女子教育埋下了种子。
1918年起她就读于上海圣玛利亚女中。年轻的薛正在文学方面已崭露才华。她曾是中学年刊《凤藻》的中英文编辑、主编，还发表不少诗文。仅存两首诗可窥见她当时的思想。一首写于1921年，是勉励自己勤学的。另一首题为《夜冷灯昏风雨骤至纵笔写此百忧如结》：“······残灯闪案头，置书无心观。堂堂中夏国，祸乱起百端。强邻方宰割，内讧犹未安。伤哉一泓水，纷纷成波澜。我欲洗兵甲，挽彼甘霖难。瞿然念来日，四顾摧心肝。》当时正值军阀混战，内忧外患之际，从中可见薛正当时忧国忧民的思绪及对国事的关注。
1919年“五·四”运动大爆发，薛正和同学一起，上街演说，反对辱国丧权的《巴黎和约》，呼吁各界捐款支援北京被捕的学生。这是她第一次从学校走向社会，置身革命运动的洪流中，薛正受到了爱国思想的熏陶。
怎样才能为国作贡献呢？年轻的薛正选择了教育。这个选择违背了她父亲的初衷。她父亲原本想让她学医的，因为看到国人缺医少药死去，十分可惜。可薛正认为：医生治病，救的人有限；当教师育人，发挥的作用更大些。父亲对她学教育有些失望。薛正为此给父亲写信说：“一个人能力再大也是有限的，毕其一生对国家的贡献也是微乎其微的，而通过教育可以培养出成千上万有用的人，他们的能力加起来对国家的贡献就大了。”薛正在青年时代立下了通过从事教育为国家作贡献的志向，从这以后七十多年，矢志不渝。目前她这句话已镌刻在为她所立铜像的底座上，永远教育鼓舞着千千万万的后人。
薛正上燕京大学读教育专业。毕业前，她收到“燕大女部助理”、“燕大图书馆编辑”和“上海中西女中教导主任”三份聘书，她反复考虑后，走进了中西女中的大门。
中西女中是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创办的一所学校。薛正去就任教导主任时，发现所有的课本一律是英文，连中国历史、中国地理也用美国人编写在美国出版的课本，而且由美国老师教。这些课本中有“抽鸦片”、“缠小足”、“长辫子”等丑化中国人的内容。校方规定学生英文不及格不能毕业，而中文不及格却可以拿到毕业文凭。富有爱国心和责任感的薛正对此当然不能容忍。但当时的学校是由美国教会的代理人美国顾问控制的。
在这样的环境中，薛正校长努力从教学内容上加以改革。她首先考虑加强中文教学，聘请了一批中文根底深的教师，尽可能提高学生的语文水平。她自己亲自教历史课，教育学生以史为鉴。当时学校音乐课是由美籍教师教英文歌曲，老师指导学生演的短剧也多是莎士比亚戏剧的片断或欧美文学名著改编的片断。薛校长认为：中西女中学生不仅要了解西方文化，更重要的应通晓祖国文化。由她导演，组织学生第一次在中西女中演出了中国现代剧《一片爱国心》。以后学生又演出过曹禺的《雷雨》，郭沫若的《孔雀胆》、《棠棣之花》、《屈原》等名剧。
薛校长为了在教育上争取更多的自主权，出面聘请了五至七名中国教师组成校政委员会，每周一次例会讨论校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美国顾问的控制。
抗日战争爆发后，特别是1937年8.13淞沪抗战后，师生爱国热情高涨，音乐老师教唱抗日救亡歌曲，薛正校长组织学生走出课堂，到租界为十九路军包扎伤员。一大批中西女中学生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还有些学生到了抗日前线。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年春美籍教师被日寇送进集中营。这时美国基督教卫理公会华东区的负责人邀请校长、家长代表和校友会会长参加学校董事会紧急会议，讨论中西女中今后的前途问题。美国方面认为。最好的办法是解散学校。薛校长坚决反对这种对学生不负责任的作法。她和学校董事长、校友会会长和家长代表一起，据理力争，为了不让学生辍学，一定要把学校继续办下去。最后，美方教会负责人只好同意这个意见，但是申明：今后美国教会对学生的安全不负责任。那一段时间，中西女中就由中国人自己组织的校董会主持校务。薛正校长明知在日寇占领下办学，校长的责任和面临的形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严峻，但是她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
一直在虎视眈眈想吞噬中西女中美丽宽畅校园的日寇，终于下手了。1943年夏，学校接到了日军“征用”校舍作为“陆军第二病院”的“通知”。为了保护学校，薛校长不顾个人安危，亲自到“日本陆军司令部”交涉了六次，结果日寇还是强行要学校迁到华山路的原英童学校校址，全校师生闻讯，无比悲愤地抢运图书和用具。这时日寇已武装占领了学校，当最后一车装满图书的卡车开出校门时，日军拦住卡车要检查，此时下起了雨，眼看满满一车图书就要淋湿。薛校长把身上的雨衣脱下来盖在书上，顿时，几十件雨衣从师生身上脱下，把图书盖得严严实实。日军叽哩咕噜一阵后，终于挥手放行。薛校长和师生随车走出校门，回首向校园告别，泪水不禁伴着雨水默默地流淌。
临时的校舍，教室不够学生上课，只得全部改为走读，每天半日制上学，途中常遇上日军封锁，往往要在路旁等上半小时甚至一个多小时。日军还派来一名军官，名义上是教日文课，实际上是来监视学校师生和行政工作的。在薛校长巧妙的安排下，学校的各项课程和其他活动按照德智体群（集体活动）全面发展的要求，有秩序地进行，大家把对日寇的仇恨深深地埋在心底。
终于盼到了抗战胜利，日本无条件投降。薛校长又多方奔波、交涉，终于收回了校舍。可这时校园已被日寇糟蹋得满目疮痍，一些房屋被拆毁，小桥断了，宽阔平整的大草坪被挖成许多坑坑洼洼的泥潭。薛校长以惊人的毅力和组织才能全力主持校园的修复。三个月后，学生全部回原来的校舍上课。一天也没耽误。薛校长又组织学生参加劳动，美化草坪。
这时重庆的“劫收大员”陆续到了上海。国民党一些官员深知中西女中的声誉，纷纷要求让他们的女儿不经考试入学。可薛正校长坚持要通过考试择优录取。这些自以为是“抗战功臣”的国民党官员却责怪薛正校长太不讲情面，还扬言要接管学校。当时美国顾问也来了，埋怨薛校长办事不灵活，得罪了许多“大人物”。薛校长考虑：父亲为我取名“正”，就是要为人清正，中西女中通过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必须坚持，后来这所中学也招收了一些国民党官员的女儿，但都要通过考试录取。
这几年是中西女中最困难的时期，面对美国教会、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劫收大员的种种压力，薛正校长临危不惧，沉着应付，不但把学校保护下来，而且坚持按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办成一所高质量的女子中学，这是多么不容易！薛正校长常教导我们要诚实、正直，要服务、牺牲，而她自己正是以实际行动作出了楷模。
薛校长积极鼓励支持为贫苦百姓服务的事例也屡见不鲜，如有一位教数学的张小如老师，原是一名地下党员，在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后，1944年到中西女中，要求工作。有的人见到她穿着太简朴，又不是基督教徒，说她不行。但薛校长认为：只要能教好书，就应当聘她。抗战胜利后校舍收回，但因围墙被损，周围的贫苦孩子常进入校内拾荒，拦也拦不住，张小如老师主动接近他们，教他们认字，还组织他们轮流看守校园。薛校长对此十分赞赏，决定办义务小学，让这些贫苦孩子读书，请张小如老师担任校长，由女中内优秀的高中或初三学生志愿当“小先生”。由张小如组织“小先生”到贫民区家访，让女中学生接触社会，从中受到教育。为解决义务小学的经费，还组织女中学生义演、义卖，参加为贫苦百姓服务的实践。
随着国民党的日益腐败，上海各学校的政治气氛也日趋活跃，被称为“象牙塔”里的中西女中也不例外，在学校图书馆订了不少进步刊物，其中包括地下党办的《群众》杂志。许多学生课余时间常到图书馆阅读这些杂志，并从中受到进步思想的教育。此外，薛校长聘请了有造诣的中国教师教唱中国名曲，其中包括解放后在上海音乐学院的杨嘉仁教授。连美籍教师也在音乐课教唱《义勇军进行曲》《长城谣》等抗战歌曲。同时学校举办演讲比赛会，高三学生胡燊伊讲的是控诉国民党特务制造昆明“一二·一”惨案，曾被评为第一名。在1946年底北京发生了北大女学生沈崇遭美军奸污的事件，激起了全国爱国学生的愤怒。中西女中学生自治会招集了控诉会，不少学生还签名抗议。在这所美国办的教会女中里，当时纯属罕见。
爱国、敬业、爱党
薛正1940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获得了硕士学位。1948年她又得到一笔奖学金，再次赴该校攻读博士学位。在这期间，校方和教师劝她留美国工作，她都婉言谢绝。她的博士论文题目是：《如何把中西女中办成初级大学》。她的目的是回国后培养更多的中国女青年成为社会栋梁。当年秋天，她患乳腺癌需要动手术，在当时的条件下，做这种手术危险性很大。入院前她留下了遗言：如果手术失败，希望把我的心脏取出，焚成灰送回祖国。结果手术是成功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了投身于祖国的教育事业，1950年春她放弃了还有几个月就能获得的博士学位、优越的工作条件和生活环境。几经周折，转辗万里，回到了祖国。轮船到达青岛时，要升起中国国旗进港，船上一名外国水手翘起大姆指对她说；现在中国了不起了。她第一次看到新中国国旗在外国轮船上升起，不禁流下了热泪。
一回到上海，她就到市教育局要求马上安排工作。她很快被任命继续任中西女中校长。两年后，中西女中和圣玛利亚女中合并，成立市三女中，她担任副校长，问她对此有什么想法，她说，只要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都可以。
1960年薛正被任命为市三女中校长，除了建立一支精通业务，教风严谨，热爱学生的师资队伍，在外语教学方面保持固有的特色，她更加注意全面培养提高学生的素质。她常到大食堂和学生一起进餐，了解学生的伙食状况，要学生注意营养。她漫步在走廊里，草坪上，带头拾废纸、拔杂草，她要求学生做的事，自己先做。新生入校不久，她往往就能叫得出名字。她为人正直，敢于直言不讳。学校里那片被日寇破坏过的草坪，解放后更加平整美观，一直是学生憩息和举办各种活动的好地方。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学校要养猪种菜，有人主张把大草坪挖掉种菜，薛校长坚决不同意。有人说薛正不关心人，只关心草地。这话被薛校长知道了，她说，我正是从关心学生出发，才不让毁掉这块草坪，没有大草坪，灰沙多了，就影响学生的生活学习环境。
“文革”期间，薛正校长人身受到非人的摧残、折磨，人格受到侮辱。但是她始终抱定一个信念；活下去，总有一天，我会回到讲台，回到同学们中间。不管任何情况下，她不讲假话，不诬陷他人。“文革”后有同志问她对这段经历是怎么想的。她说：比如我原来走进一家人家，一直受到很好的招待。突然有一天，这一家有人对我很凶，要赶我出去。我就想这不是主人的意思，这家人家出了坏人！有位老师“文革”前去了香港，薛校长后来出国时特意找到她，劝她回上海。这位老师怕还会有“文革”。薛正对她说：你不要听谣言，“文革”中的坏事是共产党里的坏人搞的，现在又是真正的共产党领导，你回来吧！这位老师终于回上海到大学继续任教。
1972年薛校长重返教育岗位，这时她已是71岁的老人，她以加倍的努力投入工作。上海市三女中的外语教学一直是领先的，“文革”中被严重削弱了。为恢复市三女中外语教学的优势，薛校长又着重抓外语教学，十多年一直坚持听课，参加外语教研活动，和老师一起研究，还曾从香港请一名老师教外语。她的努力取得了优异成果，市三女中的外语教学一直居干全市乃至全国的前茅。市三女中的校园、校舍一直是整洁美观，令人羡慕的。“文革”中被破坏了。薛校长又负责校园、校舍的修整恢复。争取海外一些校友的支持帮助。例如健身房的整修得到了在香港的1946级校友蔡詠芳等资助。
“文革”期间市三女中改名为三中，兼收男生。薛正校长是从事女子教育的专家，她对女子教育有独到的见地。她认为男女在智力上各有长短，而男女在生理上的区别是明显的，女子教育应当同男生有所区别。对于笼统地讲“男女都一样”的说法，她一直认为是不科学的。她认为男女生的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应当相同，除此以外，特别要强调女性的道德教育和必需的家政教育，教育女子如何做好一个新时代的女性。除了在业务上发挥作用外，一个女性的道德素养如何，将影响丈夫、孩子及整个家庭以至于整个社会。教育好了女性，会影响整个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性的作用大大超过了“半边天”的实际作用。薛正校长为恢复女中的建制作了宣传和理论准备。1981年市里决定学校仍改为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并确定为部分寄宿制的上海市重点中学。此后，薛校长和其他校领导更加致力于探索女子教育规律，提供优异的成才环境，培养优良的女子人才。1984年10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授予薛正为上海市第三女子中学终身名誉校长。
1979年，薛校长应海外校友的邀请，到美国、香港等地访问。师生久别重逢，分外亲切。有人认为她这次去美国，可能不回来了。可是她不但按时回来，还做了不少工作。她向校友和海外朋友作了题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教育概况》的演讲，介绍新中国的教育现状和发展趋势，扩大了中国教育在海外的影响。访问期间她参观了各地一些好的中小学，回国后向教育界同行作了多次《美国教育随记》和其他考察内容的汇报。这次出国，她还把中西女中在美国的存款提了出来，买了一部分书，还带回四万美元，一台轧草机。带回的钱物都上交，自己只留了一个小小的计算器，就这还向校党组织作了汇报。
在这期间，薛正先后写了《我所知道的中西女中》、《外语教学改革发展趋势》、《论中国教育现代化》、《针对女性特点，教育造就新一代女性》、《关于成人女子教育》等一系列文史资料和论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薛正同志除了更加奋力工作，把学校办好外，还积极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薛正同志1951年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被选为民进上海市委委员、民进中央委员和中央参议员。1954年起，她当选为上海市第一至八届人民代表。六十年代她任上海市长宁区副区长，八十年代担任区人大副主任。党内一些同志把她当作统战对象，或者认为她在党外更能发挥作用，所以没发展她入党。但是薛正同志一直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区教育局一位领导曾找她谈，问她：你原先是基督教徒，是唯心论者，而共产党是无神论，你思想是怎么转变的。她说，解放前我加入基督教是想要救人，但是基督教救不了人。解放后看到共产党才能救人民，所以我要入党。她还说过：现在海外的学生，朋友以为我早就是共产党员了。由于她的积极要求和实际表现，1985年，84岁高龄的薛正同志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她的夙愿。
扶贫帮困
薛正晚年91岁时，志愿参加全国“希望工程爱心行动”，资助了十名贫困地区的孩子上学。三年中，她经常给孩子寄学习用品，写信勉励她们好好学习。
在薛正校长影响下，海外的校友积极投入祖国的“希望工程”。由美国旧金山的校友会会长，安老资助基金会董事长陈晋明发起，联络旧金山、纽约、香港等地的80多位校友共同筹集资金，委托市三女中协助江西省挑选贫困地区的初中毕业女生，1995年9月在育才中学开设育英女子高中班。每届招收42名，共连续招收了两届学生。为纪念薛正校长献身中国女子教育的精神，海外校友决定把这项事业称为“薛正希望工程”。现在这84名女生中有60位已经完成和正在大学学习，其中22名是教师，10名是工程师或电脑工程师，其余有律师、医生、会计师、公共卫生工作者和社会上急需的专业人员。
1995年5月21日下午，薛正同志因病在北京安然逝世。她在生前就留下遗嘱，死后不发讣告，不向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留骨灰。
薛正校长生前曾自豪地说过：“一个教师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她的贡献的确令人赞叹，她的学生中有许多是蜚声中外的英才，其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黄量、中国工程院院士陈亚珠、闻玉梅、核工业专家杨海棠、社会活动家陈晋明、谭茀芸、钢琴演奏家顾圣婴、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世济、美国俄勒岗州参议员邓雅凤、支疆模范鱼珊玲、女外交官陈依弥、新闻工作者芮宛如、著名导演黄蜀芹……等等，还有许多各条战线上的业务骨干。她的信念、风范、人品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1947届中西校友周瑞珍整理材料、执笔撰写）